番外篇7：80年代的电影院（1/2）

镇上的电影院，就在我们通往学校的路边，再往前走两百米，就是供销社，而电影院旁边就是邮政所，背面是牛羊交易市，正前面有一条小巷子，下去之后就是河坝，那里是卖菜之类的。

而那个卖菜的地方之前是一个码头，叫做幺泗滩。

电影院是一座很大的建筑，青砖到顶，正面是水刷石墙面，高高地耸立着。

大门上方五个红色大字——“X北电影院”，是用水泥塑的，刷了红漆，日晒雨淋，漆皮一块一块地剥落，露出底下灰白的底色，像一张褪了色的脸。

电影院能坐一千多人。

椅子是木制的，翻板的那种，一坐下就“啪”的一声响。前排和后排之间的间距很窄，腿长的坐着憋屈。地面是斜坡的，从前到后一点点抬高，最后一排已经快到二楼的高度了。

银幕巨大，白色幕布上常有几块深色的补丁，是放映员用胶布粘的。放映机在最后面的一个小窗口里，两道白光从窗口射出来，越过几百个黑压压的脑袋，打在银幕上。放映员换片的时候，白光消失，银幕上出现一片密密麻麻的雪花点，嗡嗡响，比电影还让人着急。

那时候，看电影是镇上最大的娱乐。

每逢新片上映，电影院门口就热闹得像赶集。

售票窗口小小的，只够伸进去一只手，外面的人挤成一片，胳膊架着胳膊，脑袋挨着脑袋，喊着要票。

黄牛在人群里穿梭，手里的票捏成扇子状，一张能加价好几毛。有人买不到票，就蹲在电影院门口等，等开场以后，再花几毛钱从检票员眼皮子底下溜进去。

我爹带我去看过几场。

后来电影院关门了。

关得很突然。

某一天路过，大门上贴了一张白纸黑字的通知，说是“因故暂停营业”。停了就没有再开。

那把大铁锁，锁了整整好几年。

再后来，电影院搬到了镇西头一栋楼的一楼。

那是以前的一个仓库，面积不到老电影院的五分之一。椅子换成了一排排塑料凳，银幕就是一块卷帘布，放映机支在外面。音效差，画面也糊。

可我们还是去看。

没地方去嘛。

老电影院关之前，学校组织过一次活动，去那个新地方看表演。不是电影，是文艺演出。有歌舞，有小品，还有杂技。

我记不清那次演出的具体日子了。

只记得是冬天，天很冷，我们都穿着棉袄，排着队从学校走过去。

路上有同学打闹，被班主任方老师骂了一顿：

“排好队，像什么样子！”

表演的节目，大多忘了。有一个小品，印象深刻。

小品讲的是过年的事。

一个老头，大年三十晚上，端着一盆洗脚水要往外倒，老太太一把拦住他：

“不能倒！不能倒！大年三十往外倒水，就是把财倒出去了！”

老头说：

“那这盆洗脚水怎么办？”

老太太说：

“搁屋里，明天早上再倒。”

老头说：

“搁屋里？这一屋子脚臭味，怎么过年？”

老太太说：

“那你喝了呗！”

全场哄堂大笑。

我们小孩也跟着笑，其实不太懂笑点在哪里。

只觉得那个老头好可怜，洗脚水还得喝。

后来长大了，才明白那个小品的深意。

它讲的不是倒不倒水，而是中国人对“年”的敬畏。

那些规矩——大年三十不倒水、不扫地、不说不吉利的话——看着是迷信，其实是心气儿。

一年忙到头，不就图个吉利吗？

从那以后，我家过年也注意起来了。

倒不是刻意讲究，是觉得那样更有“年味”。

我妈有几天还要郑重其事地跟我爸说，三十晚上水不能往外倒。

我爸撇撇嘴说：

“讲了几年了，还能不记得？”

我姐在旁插嘴说：

“妈，去年大年初一你头件事就是扫地。”

我妈哦了一声，再不作声。

年味儿就在这些絮叨里，一点一点地浓了起来。

那次演出，还有一件让我“开了眼”的事。

我们班主任李老师，就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。

他是来维持秩序的，怕我们乱跑。

可演出开始以后，他旁边多了个人——一个年轻姑娘，扎着马尾辫，穿着红色羽绒服，手里拎着一个布包。

她坐在李老师旁边，两人挨得很近，肩膀几乎碰着肩膀。李老师侧着身子跟她说话，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——不是平时上课那种严肃，也不是批评我们时那种恨铁不成钢，而是……

怎么说呢，有点傻，有点紧张，有点藏都藏不住的笑。

那姑娘说了什么，李老师就笑，笑完了还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

我们班的几个女生眼睛尖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
演出结束后，她们叽叽喳喳地议论：

“李老师谈恋爱了！那个女的肯定是他对象！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

“真的！我看见他俩手碰了一下！”

“啧啧啧……”

我那时候还小，不懂什么叫“谈恋爱”，只知道李老师那天的样子跟平时不一样。

平时他走路生风，说话像打雷，批评起人来不留情面。

可那天，他走在那个姑娘旁边，脚步慢了，声音低了，连说话的语气都变了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那个姑娘是镇上其他小学的老师，来我们学校实习的时候，跟李老师认识的。

两人处了一段时间，后来结了婚。

婚礼的时候，我们班好几个同学去了，回来说李老师穿西装很帅，新娘子穿红裙子很漂亮。

多少年后想起来，觉得那是李老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吧。

刚毕业，年轻气盛，工作认真，又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。

一切都刚刚开始，像春天刚发芽的树，嫩绿嫩绿的，风一吹就晃。

后来李老师调走了，去了市里。

再后来听说他当了街道领导，再后来就没什么消息了。

可我一直记得，那个冬天，在黑咕隆咚的影院里，他侧着身子跟那姑娘说话的样子。

他的脸上，有一种光。

不是银幕反射的光，是从内里长出来的。

电影院那一片，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。

不光有电影院，还有录像厅、台球室、游戏厅，还有好几家包子铺。

其中最有名的，是电影院旁边的那家——国营饭店改的。

那个国营饭店，最早叫“东兴食堂”，是镇上唯一的国营饭馆。

青砖瓦房，木头门板，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。

里面的桌椅都是实木的，油亮亮的，坐上去吱呀作响。掌勺的大师傅姓马，胖乎乎的，脖子上永远挂着一条白毛巾，颠起勺来虎虎生风。

那时候去国营饭店吃饭，要粮票，还要排队。

菜不多，红烧肉、炒猪肝、西红柿炒鸡蛋、酸辣土豆丝，就这几样。可味道正，肉是肉味，蛋是蛋味，不像现在某些东西吃了都不知道是什么。

后来改革开放，国营饭店承包给了私人。

承包人姓蔡，原来是店里的采购员。

他把招牌换了，不叫“东兴食堂”了，改叫“蔡记包子铺”。

店面重新装修了一下，刷了白墙，换了新桌椅，门口支了一口大锅，每天早晨热气腾腾地蒸包子。

蔡记的包子，镇上一绝。

皮薄馅大，咬一口，汤汁能溅出老远。

肉的是一块钱一笼，素的六毛。

肉馅里掺了皮冻，蒸化了就是一包汤；素的是韭菜鸡蛋粉条，清香爽口。

早晨五六点钟，就有人排队等着包子出笼。

到七八点钟，急着上班的工人、上学的学生，买几个包子，边走边吃。

蔡记的包子铺，是全镇人一天最早的念想。

我爹有时候早上赶着去地里干活，来不及吃饭，就让我去蔡记买一笼包子。

我揣着两块钱，一路小跑，到包子铺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。

蔡叔在案板前揉面，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，额头上全是汗。

他媳妇在旁边包包子，手指飞快，一捏就是一个褶子，整整齐齐，像一朵花。

排到我了，我说：

“蔡叔，要一笼肉包子。”

蔡叔看我一眼：

“你爹又让你来买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多给你一个，趁热吃。”

他把包子用油纸包好，又塞了一个在纸包外面，

“拿好了，路上别掉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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