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36章 借王学之势 行自家之道（2/2）

“经术者，所以经事务也”是王安石当年奏对神宗皇帝的话。

……

苏遁的文章里，处处可见王荆公“新学”的影子——

那对“经世致用”的强调，对“开物成务”的推崇，对“法度”与“心性”关系的处理，分明是借用了王荆公“新学”的框架。

可奇妙的是，这些王学的骨架，被他填上了自己的血肉，最后长出来的，却是全然不同的东西。

《原道》里，他借用了王安石“立善法于一国，则一国治”的说法，却又表示“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”，强调“法非从天下，非从地出，发于人间，合乎人心而已”。

荆公讲立法，他讲行法；

荆公讲法度，他讲人心。

《原性》里，他借荆公“修其心治其身，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”之说，阐述自己的“致良知”，对接自己的“知行合一”。

然而，荆公讲“修心”，是为了治身，为了为政，为了治天下。这是外王的功夫。

苏遁讲“致良知”，也是要治身，却并不非要“为政”，他说，百姓日用即为道。

不是非要当官，只要能博施济众，做什么都是行圣人之道。

荆公的“心”，是工具；

苏遁的“心”，是目的。

荆公讲“经术以经事务”，是为了培养能吏，为了变法图强。

苏遁讲“经术以经事务”，是为了“格物致知”，格的不只是经籍典章，更是天地万物。

草木虫鱼、舟车器械、农田水利——

凡物皆有理，凡理皆可格。

还要有良知，还要知行合一，还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修身、验知、成德。

荆公的“经术”，是通向治国的门；

苏遁的“格物”，是通向万事的路。

最让苏辙震撼的，是《原人》里的论述。

苏遁借荆公“有处有辨，新故相除者，人也”之说，却接着写道：

“故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人每日格物，每日致知，每日新其德，故日日新。

国除积弊，立新法，新其政，故亦日日新。

然新故相除者，非必向好也。

天有阴阳，晴霁之后或继以风雨；

人有进退，成德之后或堕于怠忽。

新者未必善，故者未必恶。

唯有格物以致其知，察其所以然，辨其所当然，则知何者为当除，何者为当立，何者为当因，何者为当革。

故君子之治学也，必究其理；君子之治政也，必循其道。

理明则知所取舍，道得则知所从违。

实事求是，各因其宜，则新故相除，皆归于善矣。”

……

荆公讲“新故相除”，是为了证明变法是顺天应人。

苏遁讲“新故相除”，是为了让人明白——

变化本身无所谓好坏，关键在于是否掌握了事物变化的规律。

掌握规律，实事求是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——

这样，变化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。

否则，变了也白变，甚至可能变得更糟。

苏辙拿着文稿的手微微发颤。

这孩子，是故意的。

他把王学的框架、王学的概念、王学的术语，都拿来用。

可填进去的，是自己的东西。

他这是借王学之势，行自家之道。

王荆公“新学”如今是官学正统，是“绍述”的旗帜。

他这套学问里处处援引王学义理，一脉相承，又推陈出新。

日后若有人要攻讦他，就得先掂量掂量——

这到底是在驳斥苏遁，还是在质疑王荆公？

这孩子，不只是想好了理论，连怎么让这理论活下去，都想好了。

苏辙放下文稿，抬起头，看着眼前的少年。

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落在他稍显稚嫩的脸上。

苏辙忽然想笑。

蔡卞要是知道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，写了这么一套东西，处处援引荆公，处处借荆公的话说自己的理，却处处翻出新意，只怕要坐不住了。

这孩子，是来抢“王学正统”这块招牌的。

抢得光明正大，抢得理直气壮。

蔡卞身为王荆公的女婿，自诩王学正宗。

可他根本就没用心做学问，不过是借荆公之名，行揽权之实。

而苏遁这套东西，是真的把荆公的学问消化了、吸收了，然后往前走了一步。

蔡卞拿什么跟他比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