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94章 满清最大的罪孽(1/2)
养心殿的烛火,在康熙皇帝玄烨的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。连续多日的天幕揭示,已将他的神经锤炼得近乎麻木,然而,当今夜幽光再度亮起,显现出的并非新的血泪史实或荒诞条约,而是一段关于后世文化现象与历史反思的尖锐论述时,一种与以往愤怒、羞耻、悲凉都不同的、更为复杂的情绪——一种混合着荒诞感、沉重反思与深刻警惕的寒意——缓缓浸透了他的四肢百骸。
光幕上的文字,首先提及一个名为“二月河”者所着的“帝王三部曲”(《雍正王朝》、《康熙王朝》、《乾隆王朝》)在1999年至2003年被拍成电视剧,热播后,已被推翻一百多年的清朝皇帝以“英明”、“伟大”的形象再现,得到好评,形成“皇帝热”,甚至获奖。
康熙初看时,心中掠过一丝极其微弱的、连他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波动。后世竟有人以他为原型,创作作品,且被称赞“英明伟大”?但这波动瞬间便被紧随其后的、排山倒海般的批判所淹没。
文章作者质疑:在迈进二十一世纪“坚持科学发展观”的新时代,为何又崇拜起皇帝?而且还是“犯下最大罪的清王朝皇帝”?作者列举了孙中山辛亥革命推翻帝制、《国际歌》否定救世主和神仙皇帝、中国共产党继承革命事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号召推翻封建帝制等事实,以此反诘对清朝帝王的追捧。
接着,天幕引用了后世评论文章对二月河小说的激烈批判:“二月河的价值观透露着浓浓的裹脚布的臭味儿。从1912年起,中国就不需要皇帝了……所以,二月河的书千万不要读,否则,有些读者会满脑子君臣跪拜、臣服忠君;或不自觉地幻想自己称帝,或期盼帝王下凡或给帝王做王侯将相,中华民族何时才能走出愚昧的轮回?”“清朝误国300年。可在二月河笔下,这些世袭皇帝却成了英明领袖、治国明君。如今,我们已不需要从一个封建帝王的政治谋略中汲取营养,我们需要现代人的头脑,用现代观念思考现代问题……”
康熙静静地听着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后世之人对“皇帝”制度的彻底否定,对他而言并不意外,天幕早已揭示。但如此直接地将以他们为主角的文化作品,斥为“裹脚布臭味儿”、会让人“满脑子君臣跪拜”、阻碍民族走出“愚昧的轮回”,这评价依然尖锐刺耳。这等于宣称,他们这些帝王的一切统治权谋、治国方略,在“现代观念”面前已失去价值,甚至有害。他毕生孜孜以求的“圣君”功业,在后世某些人眼中,或许不过是“愚昧轮回”中的一环。
然而,真正让康熙脊背发凉、乃至感到灵魂战栗的,是后续引用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评论,以及由此展开的、对清朝制度“奴性”根源的系统剖析。
天幕引用黑格尔(处于清朝中期)在《历史哲学》中的话:“造成中国的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,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……中国人没有独立人格,对内顺从宗族长者,对外在官府面前逆来顺受……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,其他人一律没有自由,一切政令都出自皇帝……中国人也有很多缺点,胆小,软弱……有严重的从众和观望心理。”
康熙的眉头深深锁起。黑格尔的言论,以偏概全,充满傲慢,他本能地反感。但天幕随即指出,黑格尔以清朝为背景评论虽不全面,但“评论得很到位”,并断言“华夏民族在清朝时的缺点是由清朝皇权制造成的。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华夏民族的‘奴性’。可从清朝体制、官场礼节、服饰等方面证明。”
接着,天幕开始详细“证明”:
宰相制度的废除:历朝历代设宰相,明朝朱元璋废宰相,清朝效仿。宰相“佐天子,总百官”,其废除使君权空前强大。
“笏板”的取消与“奴才”称谓:清朝取消官员上朝所持“笏板”,官员自称“奴才”,主仆关系强调服从,无需个人观点,只需上奏折。军机处成为皇帝传声筒。
跪拜礼仪的极端化:唐宋官员与皇帝对坐,明朝站立,清朝之前见皇帝多躬身或单膝跪。清朝则要求“三跪九叩”,官员面圣时动作形如“做牛做马”。跪拜成为常态,平民见官亦跪,导致“人格尊严丧失”。甚至晚清官员见洋人也跪。
思想禁锢与精神麻木:天幕引用鲁迅笔下见杀人无动于衷的国人,指出这是在清朝时产生的。认为清朝“完全扼杀了明朝时期就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。落后世界进步300年之久。”
核心结论:清朝最大的罪过是把民众奴役成奴隶,是“奴隶制国家”,给华夏民族打上“软弱”标签,抽去了民族的“脊梁”,留下了“麻木的目光”和“奴性”这一最大的思想贻害。
康熙坐在御座上,感到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,蔓延至每一根发梢。之前的揭示,多集中于具体罪行、政策失误、外交耻辱。而这一次,天幕将批判的矛头,直指清朝统治的“核心成果”——其精心构建的、极度强化的皇权专制体系,以及这一体系在精神层面锻造出的“奴性”!这不再是某个皇帝的个人过失,而是整个王朝制度性的、对民族精神的阉割与摧残!
废除相权、取消笏板、强化跪拜、自称奴才、军机处传达……这些他习以为常、甚至视为巩固皇权必要手段的制度与礼仪,在后世眼中,竟成了制造“奴性”、导致民族“精神黑暗”、“胆小软弱”、“麻木不仁”的根源!甚至将清朝类比为“奴隶制国家”!而黑格尔那句“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”,此刻听来,不再是褒扬,而是最残酷的指控——建立在亿万人不自由基础上的、孤独的、最终也必将崩塌的“自由”!
更让康熙感到一种近乎绝望的荒谬感的是,后世竟有人将他们这些“奴性制造者”拍成电视剧,塑造成“英明伟大”的偶像来崇拜!这岂不是最大的讽刺?这岂不是意味着,那被批判的“奴性”遗毒,并未随清朝灭亡而彻底清除,反而可能借由对这种“英明帝王”的怀旧与美化,在新的时代潜滋暗长,让人“满脑子君臣跪拜”,阻碍民族真正走向“现代”?
“梁九功。”康熙的声音平静得出奇,但在这平静之下,仿佛有万丈冰渊在凝结。
“奴婢在。”梁九功躬身,大气不敢出。
“取朕日前写的那幅‘知耻’来。”康熙道。
梁九功连忙小心取下御座后那幅墨迹未干透的训诫,呈到御前。
康熙看着“知耻”二字,以及旁边那“四知”与“四耻”的小注,目光久久停留在“耻以百姓为刍狗”和“耻为冢中枯骨”这两句上。天幕所言“奴性”,岂不正是将百姓视为可随意塑造、可剥夺尊严、可令其麻木的“刍狗”?而一个制造奴性的王朝及其帝王,无论生前如何显赫,在后世清醒者眼中,岂非正是阻碍文明进步的“冢中枯骨”?
“传旨。”康熙的目光从字幅上抬起,投向殿外沉沉的夜色,“明日恢复常朝。着在京文武百官,俱需到场。朕有话说。”
“嗻。”
康熙不再言语,只是反复看着那幅“知耻”,心中波澜起伏。天幕这次的批判,比任何具体罪证都更让他感到无力。因为他要对抗的,不仅是未来的错误政策,更是他自己身处的、被视为“奴性之源”的这套皇权制度本身。他之前所思的改革,如缓和社会矛盾、推动满汉融合、整顿吏治、重视文教等,或许能缓解一些症状,但能触动这“制造奴性”的根本吗?废除跪拜?改革自称?限制皇权?这每一条,都关乎统治的根基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然而,若不触动,听任后世子孙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,最终将整个民族的精神带入“黑暗”与“麻木”,那爱新觉罗氏就真的成了华夏文明千古罪人,而不仅仅是亡国之君了。那种“奴性”遗毒,或许比割地赔款更为可怕,因为它腐蚀的是一个民族的灵魂。
“知易行难……尤其是,知自己乃‘病根’所在……”康熙心中叹息。但既然天幕已将这最残酷的真相揭开,他便再无逃避的余地。他必须做些什么,哪怕只是极其有限的、象征性的改变,也要为后世留下一个不同的信号,表明这条制造“奴性”的道路,并非不可调整。
南京,洪武朝。
奉天殿前,朱元璋负手而立,面色在夜色中犹如生铁铸就。天幕的言论,尤其是关于“奴性”源于清朝皇权强化的剖析,如同一道闪电,劈入他本就对“君权”与“臣节”极度敏感的心海。
“二月河?帝王三部曲?歌颂鞑虏皇帝?还英明伟大?我呸!”朱元璋的冷哼如同冰碴相撞,“后世有些人的骨头,真是软到没边了!被鞑虏骑了三百年,杀了几百年,奴役了几百年,这刚过了一百年,就忘了疼,开始给屠夫唱赞歌了?还拍成戏文,让人看?真是贱骨头!就该把他们扔到辽东,让建州女真再教教他们什么叫‘主子’!”
他对那些批判二月河、反对崇拜皇帝的言论,倒是听得颇为顺耳:“说得好!1912年就没皇帝了,还念叨皇帝作甚?《国际歌》唱得对,从来就没有救世主,也不靠神仙皇帝!咱们共产党……呃,后世那个党,说得也对,要推翻封建帝制!谁再敢在戏文里吹捧皇帝,尤其是鞑虏皇帝,通通该抓起来!”
然而,当听到黑格尔的评论以及关于清朝制造“奴性”的系统分析时,朱元璋的神色变得异常凝重,甚至隐隐露出一丝……自省?
“宰相……咱是废了。”朱元璋喃喃道,想起胡惟庸案,“但咱废相,是因为胡惟庸这厮跋扈专权,结党营私,危及社稷!咱设立内阁,也是为辅政。可没让满朝文武都自称‘奴才’!”他对“奴才”这个称呼深恶痛绝。
“笏板……站着上朝……是咱改的。”朱元璋继续回想,“唐宋坐着,咱觉得太散漫,改成站着,是为整肃朝仪,提高效率。可没让人三跪九叩,形如牛马!”他对清朝那种极度卑躬屈膝的礼仪,感到极度厌恶和不屑。“跪天跪地跪父母,见了官老爷就要下跪?见了洋人也跪?膝盖这么软,还打什么仗?守什么国?难怪鲁迅说看见杀人都不动弹!都是跪久了,站不起来了!”
朱元璋越说越气,猛地转身,对着肃立的朱标、朱棣及百官吼道:“都听清楚了?这就是强化皇权、苛待臣下、践踏民尊的下场!不是皇权越重越好!重到把人都压成了奴才,压成了木头,这江山还有个屁用!鞑虏那一套,是禽兽之道,不是治国之道!他们心里就没把臣民当人,所以才搞出那么多下跪磕头的规矩,让人变成听话的牲口!”
他顿了顿,眼中精光爆射:“咱大明,决不能学这一套!皇帝要有皇帝的威仪,臣子要有臣子的骨气,百姓要有百姓的尊严!不能动不动就下跪!”
“传咱的旨意!”
“第一,朝仪重新审定!除祭天祭祖等大典,日常朝会,官员见君,改为躬身揖礼,重大事项可单膝跪奏,但严禁日常三跪九叩!废除‘奴才’自称,一律称‘臣’!笏板……笏板可恢复,或改制为手本,用于记录奏对要点,以示郑重,非为装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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